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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款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去年结算利率下调 仅1款产品同比有所上升******

　　记者 冷翠华

　　截至1月10日，除个别险企外，多数经营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的险企都发布了产品2022年的结算利率。纵向比较来看，2022年，受权益投资市场低迷影响，多款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结算利率有所下调，仅1款产品结算利率同比有所上升。横向比较来看，业内人士和部分消费者认为，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在理财市场有较强竞争力，在个人养老金产品圈，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也比较受欢迎。

　　最高结算利率为5.6%

　　专属商业养老保险自2021年6月起在浙江省(含宁波市)和重庆市开始试点，首批试点公司为6家寿险公司。2022年3月1日起，专业养老保险公司获得参与试点资格，试点区域扩大至全国。

　　最早开展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业务的寿险公司，已经披露了第二次年度结算收益率情况。整体来看，稳健型账户2022年年化结算利率在4.3%-5.15%之间，进取型账户2022年年化结算利率在4.6%-5.6%之间。专属商业养老保险采取“保证+浮动”的收益模式，与2021年的结算利率相比，多款产品2022年下调了结算利率，但都远高于最低保证利率。专属商业养老险稳健型账户的保证利率大多在2.5%-3%，进取型账户的保证利率大多在0%-1%。

　　具体来看，各人身险公司专属养老保险产品去年的结算利率分别为：新华保险-卓越优选稳健回报型账户投资组合5%，与2021年持平，积极进取型5.15%(2021年5.50%)；中国人寿-国寿鑫享宝A账户4.5%(2021年4.0%)，B账户5.0%，与2021年持平；泰康人寿-臻享百岁稳健型组合5.05%(2021年6.0%)，进取型组合5.50%(2021年6.10%)；泰康人寿-臻享百岁B款稳健型组合4.80%，进取型组合5.0%；国民养老-共同富裕稳健型投资组合5.15%，积极型投资组合5.60%；人保寿险-福寿年年稳健型账户4.8%(2021年5%)，进取型账户5.1%(2021年5.3%)；太平人寿-岁岁金生A账户4.00%(2021年4.50%)，B账户5.10%(2021年5.35%)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以上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皆已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投资范围。目前，共有7家保险公司的8款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纳入该范围。

　　此外，其他专属商业养老保险2022年的结算收益率分别为：太保人寿-太保易生福稳健A账户4.3%(2021年4.8%)，进取A账户4.8%(2021年5.3%)；稳健B账户4.5%(2021年5.0%)，进取B账户5.0%(2021年5.5%)。同时，新华养老-盈佳人生稳健回报型和积极进取型投资组合去年的结算利率皆为4.60%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2022年，多款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下调了结算利率(由于产品上市时间不同，部分产品实际运营并非整年度，结算利率均为年化利率)，仅1款产品上调了结算利率。对此，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雳对《证券日报》记者表示，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的结算利率与险资的投资收益关联，险资投资收益下滑导致产品结算利率下调。2022年，保险公司整体净利润出现同比下滑，主要是受投资端影响，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导致行业整体利润率下滑。

　　相对优势明显

　　在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中，目前已有8款产品纳入了个人养老金保险产品名单，因此，其投资收益率以及长期保值增值功能都备受关注。

　　星图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认为，从专属养老保险去年的结算利率区间看，尽管和2021年相比大多略有下调，但横向比较来看，其收益率表现亮眼，具有很强的竞争力。

　　同时，专属商业养老保险具有“保证+浮动”的收益模式，运作模式和基金理财等有较大区别。保底设置使得其收益率浮动较小，也适合相应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选择。

　　北京排排网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帆认为，专属商业养老保险的产品设计既保证了稳健收益的下限，又带来了提高收益上限的可能性。同时，投资账户内的资金会随着投资收益增长而“复利”递增，长期投资优势更明显，持有时间越长收益越高，适合长期养老规划。

　　陈雳认为，对于养老金产品而言，保障是第一要务，投资收益率则位居其次，专属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符合用户需求，竞争力整体较强；基金、银行理财等产品相对而言有更高的预期收益，但收益率取决于市场情况，波动性较大。
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詹丹

　　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
　　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
　　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
　　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　　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
　　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　　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
　　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　　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　　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
　　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
　　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　　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
　　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
　　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
　　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　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